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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年轻二十岁,我要跟你莫言比试比试

2019-11-07 11:22:07| 发布者: 匿名| 热度: 4218

摘要: 年底,作家张洁在联邦德国答记者问时郑重而欣喜地宣布: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见多识广、见怪不惊的王蒙先生,在军艺文学系讲台上七分钦佩三分不甘地说:“如果再年轻2

莫言进入中国文坛时走了两步:一步是“透明胡萝卜”(以下简称“胡萝卜”),另一步是“红高粱”。

整整35年前——1984年秋,前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个文学系成立并开放。来自全军基层的35名文艺青年像龙、灵、虎一样聚集在一起。他们开始明白了,他们相处得很好!当时,每个大宿舍都有40平方米长,每个房间有4个人,每个人占据一个角落,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呈L形。用布幔围着,进了房间,等进了隧道,心不在焉,聚精会神地听着,只闻布幔唰唰唰,唰唰唰...那是紧盯着难写的事情!

唯一的例外是隔壁宿舍莫言的房间。我们四个人没有拉上窗帘。他们相对平静,但他们经常面面相觑。然后,晚上,莫言带着500平方的大稿纸溜进了5米外著名的南梯教室。锁的对面,坐在一把小椅子上,翻起小桌子板,立刻像老和尚一样全神贯注,独霸大空间;一整天,顶级的思维、一流的创造力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深邃智慧凝聚成了莫言进出的强大光环。他的想象力和灵感天马行空,他的笔能吓走龙和蛇的风雨。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阻止大动作”。到年底,“金胡萝卜”确实被“压制”,出版前的标题被部门负责人许怀忠“改”为“透明胡萝卜”。正是这个“胡萝卜”导致莫言突然在拥挤的山路上跳得很高,1985年,每个人都竞相攀登文学高峰。他立即占领了制高点,漫不经心地震撼了中国文坛。

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出版时,胡萝卜只配有许怀忠导演组织的文学系几名学生组织的对话,没有引起任何轰动。然而,它在圈内迅速传播,被穆峰、阿城等有识之士所谈论,被视为一位重要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年底,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张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郑重而快乐地宣布:如果说1985年中国文坛上有什么重大事件,那就是莫言!

当然,张杰的判断得到了不止一个“胡萝卜”的支持。此后,莫言先后出版了《金发宝贝》、《球状闪电》、《白狗秋刑台》、《哭河》等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使他在1985年小说新动向中脱颖而出。同年出版的12期《人民文学》中他的中篇小说的标题充满了道德意义——“爆炸”——这不仅给1985年的“莫言现象”起了一个总结性的名字,而且对1986年即将到来的“莫言高潮”做出了预言性的预测。

1986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一批优秀小说的不断丰收上,还体现在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上——红高粱就是其中的一大成就。虽然就我个人喜好而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今天都更喜欢《红萝卜》和《白狗秋脚手架》中的天堂般的纯净和自然,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红高粱》的多重革命意义。一方面,从最接近的意义上说,《红高粱》诞生于军事文物局,极大地刷新了历史战争题材的另类写作,极大地动摇了军事文学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直接诱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军事作家写出了《内心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冬夏之别》和《沂蒙山系列》), 最终形成以“当代战争”和“和平军营”为主题的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基本格局和整体繁荣。另一方面,《红高粱》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的光芒照亮历史,为我们通过宣传生命的伟大力量和呼唤民族精神重塑民族性格提供了借鉴。 这种重新发现和处理民族历史主题的积极影响远远超出了军队的范围。例如,从纯小说技术的角度来看,《红高粱》的适时出现为疲惫的小说革命的开始注入了兴奋剂,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绝不仅仅是说《红高粱》找到了一个将传奇、地域文化和外国技能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此外,莫言在他以前的作品中已经出现的“灵活多变的叙事、自由开放的结构、长发语言、奇异超人的感觉”这一范式中,做出了非常极端和谐的集中表现。或者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红高粱》莫言的小说风格更加极端,从而更加个性化。《红高粱》将莫言描绘成一个具有中国北方乡村风情的天堂歌手,一个尖锐、疯狂和奇异的小说革命的先锋。

这位小说射手对中国小说世界的影响和冲击是严峻而深刻的。他在《红高粱》中贡献的全新审美体验对当时的读者和作家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抗拒莫言或者一段时间不谈论莫言。消息灵通而不惊讶的王蒙在军事文物局的讲台上说:“如果我年轻20岁,我会和莫言竞争。”一向孤傲、孤傲、矜持的张承志放低身段咕哝道:“莫言坐在舞台下。我怎么能告诉他……”低调谨慎的许怀忠先生在多年后说:“过去,莫言带着锐利的锋芒,分三步走两步走上文坛。谁能阻止他?”

当然,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86年的中国文坛正面临着来自八个方向的风。中国之外的现代小说艺术之风把我们已经混乱的“风向标”吹得一片混乱,许多小说家因此心不在焉、不确定,随风飘荡。这时,莫言是第一个有良好氛围并坚定地坚持基础的人。他巧妙地将外国小说艺术与当地民族文化进行了巧妙的交流和嫁接。因此,更确切地说,莫言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充当中介或桥梁。他的成功、贡献和影响也在这里——例如,他对福克纳不羁而固执的语言风格的理解,他移植“邮票意识”来处理具有现代意识和技巧的地方主题,以及他对博尔赫斯幻觉中先验经验的捕捉。克诺德·西蒙(Knode Simon)倡导的生活感受(或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和“通感等生理感受)的宣传,以及对马尔克斯魔法和颓废家族史主题的追求等。,都为他的同事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更具体地说,甚至可以说是莫言对夸张和扭曲情感的极端运用,激发了大量中国作家开放他们长期蛰伏的感官世界,从而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感知和审美方式。然而,模仿天才可以变成神奇的创造,而模仿只能用来模仿别人。在这方面,莫言突然发出的奇怪强光不仅照亮了一群人,也灼伤了一群人(包括莫言的“自伤”)——伤害是由于应用和滥用了这样一种极度夸张的语言、感觉,甚至公式化的叙事视角(如“我的祖父”和“我的祖母”)。然而,莫言的影响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过程中是罕见的。我的判断等于指出莫言无疑是新时期小说革命的宠儿和杰出代表。

结论也可以用两个字来说:第一,“胡萝卜”把莫言推到了文坛上;第二,“红高粱”让莫言走向了全国,甚至全世界。整整33年前——1986年春中的一个下午,看起来像个农民的张艺谋出现在军事文物局一个有点昏暗的走廊里。他敲了敲我们宿舍的门,找莫言。我把他带到了隔壁。一天下午过去了,系里所有的学生都不安地坐着躺着。老谋子走后,所有人都涌向莫言的宿舍,问了同样的问题:“你是谁?他在这里干什么?”莫言淡淡地回答:“我家乡的制作组长谈了一点家庭事务。”一年后,1987年,张艺谋导演莫言创作的电影《红高粱》上映,主题曲传遍全国。此后不久,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等多项国际奖项,很快引起西方文化界对莫言和以莫言为个案或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兴趣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红高粱》是第一部搭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与对话桥梁,讲述中国故事,赢得聆听和掌声的作品吗?它不仅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发挥了先锋作用。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朱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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